家庭治療在本土情境中的運用——以鮑溫家庭系統理論為例 袁芮
摘要: 家庭治療的專業理論與技術逐漸被廣泛應用於處理家庭問題的實踐中。通過詳細介紹鮑溫家庭系統理論(或稱鮑溫式代際模型)，並以一個傳統中國家庭為例，透過主訴問題，分析中國家庭的情感過程與互動模式，從宏觀社會文化系統和微觀家庭系統兩個層面入手，剖析中國傳統家庭的生態環境及其對家庭成員施加影響的機制，在梳理中國家庭的文化脈絡過程中，就個案特別之處提供了本土解釋。同時還探討了介入策略，並揭示了提升家庭工作者文化敏感度和開展親職教育的重要性。
關鍵詞: 家庭治療 鮑溫家庭系統理論 本土化
Applying Family Therapy Approaches in Local Context:Based on the Application of Bowen Family Systems Theory
YUAN Rui
Abstract: China has witnessed an increasing application of family therapy theories and skills in professional practice. Bowen family systems theory is intensively introduced herein. Using an example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family, this paper identifies its presenting problem, analyses its emotional process and interaction pattern, and formulates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Through embedding the case in local context, this paper also offers several explanations to the unique causes of the problem faced by this family. Both socio-cultural factors and intra- family factors work jointly to affect the family process. Implications for raising family workers’ cultural awareness and promoting parenting education a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family therapy Bowen family systems theory indigenization
一、引言
隨着社會轉型期的加速，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其結構、功能、觀念等方面也發生着深刻變化。越來越多的家庭求助於以社會工作者為代表的助人工作者。家庭治療的專業理論與技術逐漸被廣泛應用於處理家庭問題的實踐中，常見的方法包括薩提亞家庭治療、結構式家庭治療，等等。與傳統的個案工作思路不同，家庭治療以整個家庭作為治療單位，着力改善家庭成員間的互動關係和溝通模式，從而恢復家庭整體功能，實現治療性的效果。
本文詳細介紹了鮑溫家庭系統理論(或稱鮑溫式代際模型)，並以一個傳統中國家庭為例，通過個案主訴問題，分析家庭的情感過程與互動模式，探討介入的策略，以期達到本文提出治療的終極目標，即在於協調家庭成員相互之間的期待，提高個人分化水平，以更好地發揮家庭整體功能，並探討了提升家庭工作者文化敏感度和開展親職教育的重要性。同時，本文認為，儘管主訴問題集中在個人層面，但治療過程中不能不考慮社會文化脈絡的影響，特別是家庭本位思想的影響。
二、鮑溫家庭系統理論概述
在婚姻與家庭治療的各種流派中，鮑溫家庭系統理論(Bowen family systems theory)一直廣受推崇，其開創者莫里•鮑溫被認為是婚姻與家庭治療領域的開山鼻祖之一，他對家庭過程(family process)的描述與闡釋為系統理論的臨床運用做出了巨大的理論貢獻。[1-2]鮑溫主張用心理分析來挖掘家庭各成員的深層心理與行為動機，了解親子關係的發展歷程，着眼於改善家庭成員的情感表達方式與慾望處理途徑，促進家人的心理成長。鮑溫倡導把家庭置於多代或歷史框架中分析，正是由於這一獨特的代際視角，該理論又被稱為代際模型。
不同於心理分析學派和行為學派，鮑溫理論具有鮮明的系統觀。鮑溫認為，家庭是一個情緒單元，也是一個連鎖關係網絡，某個家庭成員的情緒障礙會影響其關係系統，首當其衝受影響的便是家庭系統，而要想幫助被診斷為病人的家庭成員(the identified patient)和解決主訴問題(the presenting problem)，一切評估與分析都離不開整個家庭系統，特別是對家庭過程的整體把握。[3]鮑溫認為潛伏於所有人類行為背後的驅力均源自於家庭生活中的暗流涌動，以及家庭成員之間為獲得距離感和整體感而同時進行的推拉作用。[4]這種試圖平衡兩種力量(家庭整體感和個人自主性)的努力對鮑溫來說是所有人類問題的核心。
慢性焦慮(chronic anxiety)是鮑溫理論中的重要概念，它是導致家庭功能失調的根本原因。慢性焦慮無所不在，是所有生命形式共有的一種生物學現象。當有機體覺察到現實或想象中的危險時，焦慮便被喚起。八種力量建構了慢性焦慮，也塑造了家庭功能，具體如下。[5-6]
第一，自我分化和情緒融合(differentiation of self and emotional fusion)：指個體和其他家庭成員間情緒的依附或獨立的程度。從個體層面來講，情緒和認知的平衡始終是自我分化的標準；從人際層面來講，個體能夠體驗到與他人的親密感，但同時作為自主的個體而不陷入家庭的情緒糾紛之中。家庭整體感和個人自主性就好比光譜的兩端，自主性(autonomy)較強的人能更加理性地面對問題不致為感性所左右，而情感與原生家庭過度融合則極易形成“未分化的家庭自我組塊”(undifferentiated family ego mass)。自我分化度低的人往往借用以下方式來應對他們高水平的慢性焦慮，包括夫妻衝突、自身或子女的健康問題或情緒失調、三角關係。[7]情緒融合度越高，就越擔心自我不被認可，也就越缺乏應對外界壓力的理性思考和靈活能力，從而加劇了慢性焦慮，並且這一模式還可能被代際複製。相反，高度自我分化的個體更能夠適應環境的變化，更少經歷情緒壓力。
第二，三角關係(triangles)：也稱情感三角，指衝突的雙方拉進一位重要的家庭成員以組成三個人的互動關係。第三方的加入促進了雙方溝通，但也潛在地將焦慮事件從雙方關係轉移到第三方身上。作為一種習得的緩解衝突方式，三角關係的影子見諸不同世代。
第三，核心家庭情緒系統(nuclear family emoti- onal system)：鮑溫認為人們會選擇和自己分化水平相當的人作為自己的配偶，並創造出相似機制的家庭。
第四，家庭投射過程(family projection process)：指自我分化不佳的父母，將本身的不成熟和焦慮感投射到孩子身上，使孩子被誤判為問題製造者。
第五，情緒阻斷/隔離(emotional cutoff)：情感阻斷是代際之間處理不分化的方式。依照鮑溫的觀點，個體如果是為了能脫離與父母情感接觸，而選擇不與父母同住或不與父母互動的方式，來得到自由的空間，就稱為情感阻隔。
第六，多代傳遞過程(multi-generational transmission process)：長期的焦慮會通過父母對子女有意或無意的引導實現跨代傳遞。子女習得的情緒過程(emotional process)與父母相差無幾，自我分化水平有限。鮑溫認為這樣的家庭傳統和家庭信念需要一分為二去看待，既可以是積極的又可以是消極的。
第七，手足位置(sibling position)：孩子在手足中的排行與形成的人格特質相關。在多子女的家庭中，父母中的一方往往會選擇同自己手足位置一致的孩子構建情感三角，來緩衝緊張的夫妻關係。
第八，社會退行(societal regression/ societal emotional process)：這一概念將鮑溫家庭理論推廣到宏觀層面。正如家庭功能的發揮受到慢性焦慮的制約，當社會也面臨諸如人口膨脹、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等慢性壓力時，亦會產生社會焦慮氛圍，影響社會整體功能，也將引發個體更大的焦慮。
由此可見，鮑溫家庭理論為家庭工作者提供了一項重要的參考模型。它的獨特之處在於不以緩解癥狀為直接目標，而是深入探索家庭過程，以及個人情感經歷與家庭動力之間的相互影響。通過協助各家庭成員清晰地認知並修正思維與行為模式，從根本上改善家庭互動關係，提升個人的心理與情緒健康水平。
三、案例呈現與初步分析
案例：
小A先生，現年32歲，經精神檢查和心理測定後被診斷患有輕度抑鬱。白天易疲勞，夜晚易失眠，悲觀焦慮，食慾減退，出現口乾、便秘等多種軀體不適徵象。日益沉默寡言、鬱鬱寡歡，上班無精打采，無法勝任原本非常熟練的工作，思維能力下降。回家不言不語，經常獨自一人外出。
個案資料顯示，來訪者從小到大一直與父母(老A先生和老A太太)一同居住，兩年前自由戀愛並結婚(其時30歲)，現在夫妻倆與父母一起住在小A單位分配的套房裡，做飯由老A太太操持，管賬由老A先生負責。父母似乎並不太喜歡兒媳，平時愛理不理、冷嘲熱諷，不放心把家裡的事交給她處理，她做好一些事情之後老兩口也會求全責備，兒媳雖然委屈但也無可奈何只能安於現狀。這種代際矛盾始於小A成家前的家庭衝突——小A不顧父母反對成了家。與小A夫婦相反，老A夫婦的婚姻源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當年老A太太(家裡老小)從農村獨自進城，心靈手巧，勤勞細緻，老A先生的父母就做主給兩人辦了婚事，老A(家裡老大)對其妻的農村戶口始終心存芥蒂，有高人一等之感。結婚幾十年來，老兩口一直維持着“先生指責—太太忍讓”的關係模式。老A太太一心撲在兒子身上，尤其對小A呵護備至，母子情深。小A還有一個哥哥大A，從小受到老A的器重，被賦予扶持家庭和事業的權力。大A於25歲這傳統適婚年紀就自立門戶，在小A的婚姻問題上大A站在父母一邊，和其他“原則問題”一樣，大A對小A一貫嚴格要求。
圖 1 小A先生的家庭族譜圖
(一) 個案分析
從心理動力學的角度來看，小A對自己的身份認同產生了一定的障礙，有身份早閉(identity foreclosure)的跡象[8]，即過早地接受了父母、家人所賦予的身份，換言之，閉合了個體自主探索身份的功能。導致小A先生抑鬱的內因是他的自我分化水平較低，形成這一特點與糾纏的家庭關係、不安全型的依戀模式密不可分。父親以家長的權威或冷漠或指責地對待妻子、包辦代替為小A做決定，母親擔當賢妻良母之職，習慣事無巨細地照顧小A生活的方方面面，三者之間形成情感三角，母親和小A情感聯結得以強化，也是母親把自己的低自我分化特性進行家庭投射的過程。因此可以說，小A從小到大一直生活在對自己生活缺乏控制感而帶來的慢性焦慮之中；婚姻問題引發了他更大的焦慮，因為有父母、兄長從旁施壓。小A夫婦自主性均不強，是核心家庭情緒系統代際複製的產物。相比之下，大A自由獨立，能夠理性處理家庭紛爭；他選擇自立門戶不失為阻斷情感的嘗試，進一步提升了他較高的自我分化程度。反觀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即老A夫婦組成的家庭)，是“老大”與“老小”的結合，在各自家庭中的手足位置相去甚遠，原有的家庭角色和功能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兩人的婚姻質量。下文將以“自我分化”和“三角關係”兩個核心概念為例對來訪者的家庭結構進行重點分析。
1、自我分化
在這個包含了兩代人、兩個家庭的聯合家庭中，小A是自我分化度最低的一個，這與他從小和父母居住有很大關係，他在生活中、思想上和父母“相互粘連”以致形成了“未分化的家庭自我組塊”[9]。小A成長過程中面臨的大部分選擇都由父母代為決定，雖說本意是為了讓小A少走彎路，但實際上卻使小A失去了很多提升自己獨立處事能力的機會。也就是說，小A相當依賴父母，甚少獨立思考、計劃和遵循自己的價值觀；相反，他任由父母情緒線所驅使，如果父母不在身邊就希望別人能給他評判優劣的建議或暗示。很多理論和經驗證明，成年是個體走出家庭、走向社會的重要階段，也是個體進一步社會化的契機，[10]但是小A並沒有這麼做，甚至在成家之後還是和父母住在一起。從他自主結婚的事件可以推斷，他的內心仍然充滿矛盾。他難以從父母的權力半徑中走出來，但是他又渴望能減少這條枷鎖施加給自己的束縛。但是婚後生活並沒有想象中盡如人意，父母的不滿導演了一幕幕針對兒媳的障礙劇，對一個習慣以犧牲個性來求得父母尊重的兒子而言，這無疑更增添了他的挫敗感，讓他僅有的一點“堅持”到頭來也變成了“自食苦果”。長期以來父母對其婚姻的負面強化致使他有了更多的習得性無助，於是他逐漸鬱鬱寡歡，自我價值感、效能感和自尊感都被大為削弱。
與小A不同，大A很早就完成了從原生家庭脫離出去的人生任務，從時空上看貌似符合自我分化較高的特徵，但是從他管教弟弟的行為中就可以看出他擔當著父母“左膀右臂”的職能，同樣也是小A情感的“追逐者”。這與他從小受到家庭權威代表(老A先生)的重視密不可分。
最後來看老A夫婦。老A先生掌握着財政大權，也最有家庭決斷的話語權，多年的一家之主角色使他善做決斷，能夠在表達自己情緒的時候忠於自己的信念，同時能夠保持客觀性和靈活性，因此能獨立於家庭情緒的同一化壓力。相比之下，老A太太擔當操持家務、照顧子女的責任，受到長期以來家庭分工的影響，從她的行動中也可以看出她對次子的關愛已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很少有獨立發表見解的時候，附和老A先生居多。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小A和原生家庭、小A和母親融合程度(fusion)和羈絆程度(enmesh- ment)相當高。
2、三角關係
老A夫婦倆的自我分化程度並不一致，這很容易形成“內部壓力”，讓老A太太感到沮喪或焦慮，從而威脅了兩人之間穩定的情形。為了減輕焦慮，老A太太“伸出雙手”將小A拉進了他們的情緒系統。老A先生始終對自己的城市戶口有優越感，所以在對待老A太太的言行上並沒有一般夫婦常見的親密和平等，難免會對老太太的觀念、待人接物等方面表達自己的不屑。老A太太為了化解家庭當中不必要的矛盾，便把更多的精力投注在撫養小A身上。小A的乖巧、聽話總能成為母親驕傲的資本，日常生活上不用父親操心。在這樣的互動下，作為“第三方”的次子掩蓋了部分矛盾，有助於維持老A夫婦間親密和距離的最佳水平，同時允許他們最大限度地避免焦慮。
值得注意的是，老A太太和小A間的親密關係，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老A和小A之間的疏遠，但是和一般的西方家庭不同，老A與小A的疏遠並不是絕對的，他仍然在精神上、個性上對小A施加着強烈的影響。具體的情形和成因將於後文展開探討。
圖 2 小A先生家庭關係圖註：鋸齒線代表衝突關係；實線表示正向關係，而線條數量1—3條代表關係的親密程度；實線上加註鋸齒線代表親密又衝突的糾葛關係；虛線代表關係疏離
(二) 個案特徵
個案呈現出一些與眾不同之處，而且這些特殊性在中國傳統家庭里相當典型。具體包括自我分化的動態性和三角關係的傳遞性。
1、自我分化的動態性
鮑溫的代際模型強調原生家庭對個體成長的重要作用，但是我們發現，即使在進入了核心家庭之後，自我分化的過程依然在繼續。這一特點在老A太太和小A的經歷中表現得非常明顯。老A太太早年便獨自到城市打拚，表現出了極強的自立精神。但是進入家庭後，她逐漸喪失了對自己生活的掌控權，表現出對丈夫的依附性，管教孩子的初衷不是純粹着眼於孩子的前程，而是為了尋求情感的依靠和減輕丈夫的煩擾。小A從幼年開始就受到父母情緒、思維鎖鏈的控制，對生活缺乏安全感和控制感，甚至在進入自己的家庭之後仍然無法擺脫。在他的婚姻里，自己的感受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父母如何評價他的這段婚姻，而父母對他婚姻的評價並不積極，這反過來進一步激化了他的不安全感和疏離感。
2、三角關係的傳遞性
小A的婚姻問題引起了家庭相當大的焦慮。老A太太認為小A不計後果一意孤行，老A先生認為問題根源在於老A太太教子無方縱容兒子，以致於基本的“老A先生—老A太太—小A”三角關係也不能減輕其強度了。於是苦惱便隨着老A太太向大A敘述而擴散到了大A的身上。大A因為小A的不聽話讓父母不安而感到生氣，於是與小A發生衝突。一開始的母子衝突現在已經升級為連鎖衝突：母子之間、父母之間和兄弟之間。
四、治療模型的本土化再分析
(一) 本土情境中的社會文化因素
儘管求助家庭將家庭中的種種現象歸因於個人的問題，但是治療策略卻不能囿於個人層面，應當運用系統的觀點來觀察個體之間的互動以及社會文化施加於個體的影響，因為這往往才是個體對環境產生適應性不良的真實原因，也是讓家庭重新運轉起來的關鍵因素。此處將重點討論傳統家庭倫理、城鄉二元分化及情感無意識這三項因素。首先，與崇尚個人主義的西方社會不同，中國社會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以家庭為本位，提倡尊卑有序。可以說，家庭關係構成了儒家所強調的五種人倫關係(即夫婦、父子、兄弟、朋友、君臣)的主要部分。家庭成員的決定和行為通常以家庭整體利益為依歸；同時，家庭整體或家庭中的長輩對家庭成員個體行為方向和決策都具有極強的話語權。家長製作風、夫為妻綱、長兄如父等均是傳統家庭倫理體系下的產物。其次，中國城鄉關係的二元結構模式由來已久。伴隨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是農業文明與(後)工業文明之間的碰撞，小農經濟與商品經濟之間的碰撞，城鄉之間的差異在逐步拉大。再次，手足位置愈靠後的子女，愈有可能與父母建立強烈的情感聯結，俗語“皇帝愛太子，百姓愛幺兒”形象地反映了這一特徵。而相比父親，母親又更容易與子女構成共生關係。
小A的案例在傳統的中國家庭中並不罕見，甚至可以說頗具代表性，因此，對於這一問題的探究極具現實意義。限於篇幅，本文將着重探討自我分化和三角關係在中國傳統家庭中的生態成因。
(二) 自我分化的形成與轉化：傳統觀念與現實原因
1、 對小A低自我分化水平的分析
導致小A形成低自我分化水平的來源主要有兩個，一個是硬性的，一個是軟性的。這裡所說的軟、硬是根據其對小A發揮作用的程度和小A的主觀感受而定的。
(1) 硬性來源：家長製作風。所謂家長制，即封建宗法制，本意是封建舊中國的一種家庭宗族管理制。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國人文化中，家長在家庭中具有國家君主(家父與國父同存)一樣的權威。[11]在這個制度之下，父權特性決定了家長擁有和支配家庭中一切事務的權力。父權體系致使家庭中尊卑有序、等級森嚴，它深刻地影響了家庭成員的人格形成與發展。
在上述案例中，老A的婚姻就是家長制的產物，加上他自己沒有積極化解種種消極因素，所以從他的立場來看，應該對婚姻心存不滿與遺憾。但是直到他為人之父，也沒能轉變“掌握兒子命運”“欽定兒子婚姻”等思維觀念。首先，對長子，他採用了“賦權”的方式，賦予大A扶持家庭和家族事業的權力，因為他需要塑造一個代言人，可以推斷，大A和母親之間並沒有融合關係。但“權力”並不等同於“自由”，他行為背後仍然是“為我而生—賦權—支配”的“權力中心論”邏輯。大A從老A手中接過了這一切。另一方面，從大A自立門戶的行為我們又可以看到，他並不是一個習慣服從的人，他也有自己強烈的情感和自主性，而不是一味順從。其次，對次子，在老A眼中，小A始終是一個長不大的孩子，小A的社會化進程始終都要先經歷他及其母親這層“過濾網”。父母強制、專斷的教育模式抹殺了小A自主獨立的精神。老A先生的家長製作風不斷膨脹，在次子的婚姻問題上，他也力圖運用自己的權力影響妻子和次子。雖然形成思維定勢的妻子(“遵從型”“忍讓型”)會毫無爭辯地站在他的一邊，但是小A不然，他當時強烈地想把自己從家庭的情緒結之中解放出來，重新獲得對於自我生命的控制權和主動權，從而平衡自我的想法和感受，而不再受制於父母。加之小A夫婦與父母同在一個屋檐下，天天相見；小A之妻一味忍讓，沒有採取任何積極行動，更加劇了老A夫婦對小A妻的不滿。因此可以說，家長製作風是A氏家庭中佔據主導地位的家庭文化，每個家庭成員都生活在它的影響之下。
(2) 軟性來源：母子依戀共生。老A太太與小A之間是典型的母子共生現象。但是這與西方家庭常見的母子共生現象又有所不同。
首先，從形式上看，在西方家庭，母子共生意味着母親對孩子握有絕對的所有權，每當父親試圖插手管教孩子的時候，母親或者在旁審視確保孩子不會受到任何責備，或者情緒激動與父親發生爭執，也就是說，父親被排除在管教孩子的權力範圍之外。[12]而反觀中國，母親和孩子儘管在情感上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但是並不具備權力的私有性。當父親的權力之手伸到了方方面面，母親，同時也是妻子，卻不得不主動或被動地服從和附和。東西方在母子共生現象上的不同反映出了東西文化的不同。這一點，本文將在接下來探討老A太太自我分化歷程原因的時候詳加闡述。
其次，從內容上看，兩者之間的共生源於依戀。所謂依戀(attachment)，是指親子雙方在感情的相互感染和共鳴中形成的感情聯結。人類的依戀是先天性與社會性相結合的產物。[13]儘管小A已經長大成人，但是幾十年來和母親形成的感情聯結非但沒有中止甚至還不斷得以強化。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素有“皇帝愛太子，百姓愛幺兒”的說法。其實，這是一種典型的“情感無意識”。無意識是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論中的一個重要概念。他認為，在“意識”之外，還存在一個心理結構，那就是“無意識”，它深植於人們觀念之中，難以在清醒時加以分辨。在中國父母心中，對小兒子施與特別的關愛就是一種情感上的“無意識”。對於長子大A，父母並未給予他特別的關愛，只是賦予了他應有的角色期待，比如說獨立成長，進而承擔家庭責任。這一點有利於大A男子氣概的形成。但是對小A，情況完全相反，父母對他均表現出過度關注。如果說父親對小A的愛是強硬、不可違逆、交付性的，那麼母親對小A的愛就是柔軟、無微不至、習慣性的。兩種“愛”的疊加在小A的頭上撐起了一把無邊無際的防護傘，但同時也像鎖鏈一樣束縛住他的手腳。
2、 對老A太太自我分化水平由高轉低的分析
首先，城鄉二元差異。由於經濟結構、歷史地理、生活習俗等方面的原因，中國的城、鄉之間始終橫亘着難以逾越的鴻溝。老A(家裡老大)對其妻的農村戶口始終心存芥蒂，有高人一等之感。導致他不能從妻子的角度出發考慮問題，難以理解妻子的很多感受，缺乏真正意義上平等的溝通、親密的關係。我們不能排除以下幾種情況：老A對太太的感受源於且沒有跳出對“鄉下人”的刻板印象，並沒有真正理解一個立體的、鮮活的妻子；老A太太曾經有些表現與老A的觀念相衝突，之後太太有改變但老A否認並拒絕接受這些改變。加上這樁婚姻本身也不是自由戀愛，更加劇了老A心中的不平衡感。結婚幾十年來，老兩口一直維持着“先生指責—太太忍讓”的關係模式。老A太太在進入家庭後，應該是深深感受到了夫妻之間的不平等。
其次，傳統觀念“家和萬事興，夫為妻綱”。案例中，年輕時的老A太太(家裡老小)從農村獨自進城，心靈手巧，勤勞細緻，作為家中的老小卻有“闖天下”的勇氣實屬不易，她敢於挑戰現狀，敢於從“生於斯，死於斯”[14]的傳統中國鄉土社會走出來，敢於從封閉的家庭環境中走出來，對新經驗持開放態度，表明她是一個很有主見、擁有獨立自我的人，換言之，是一個自我分化程度較高的人。但是，自從嫁入A家後，面對高高在上的老A先生，她逐漸喪失了對自己生活的掌控權。這時，她面臨兩種選擇：一是繼續保持獨立精神，但隨之而來的可能就是不和睦，在核心家庭內部表現為和老A先生無休止的衝突，在核心家庭外部表現為父母的指責、外人的閑話；二是壓抑自己的本性，把自己的大部分權力讓渡給老A，這樣就可以把前面兩種負面影響都削減為零。在“家和萬事興”“夫為妻綱”傳統觀念的影響下，老A太太最終選擇了後者：她並不願打破平靜的生活，於是她安於現狀，沉默忍讓，試圖維護丈夫身為一家之主的尊嚴以及整個大家庭的和睦景象，表現出對丈夫較強的依附性。
(三) 三角關係的固化：長兄如父的家庭潛規則
老A太太向大A講述自己因小A婚事而起的煩心事(當然，肯定也包括平時其他有關家庭關係的重要事件)並不是沒有根源的，那是因為在中國的傳統家庭中“長兄如父”的家庭潛規則在發揮作用。長子在核心家庭中相當於“影子父親”，常常會代替父親或母親行使管教弟弟妹妹甚至掌控大局的職能，傾向於認同權力和權威，運用自己的年齡、經驗等優勢鞏固自己的兄長地位。從這個角度來看，“長兄如父的家庭潛規則”與“手足位置”的概念異曲同工。但是，兩相對比，仍有不同之處。西方長子源於對“失寵”的恐懼而努力保持可能會失去的優勢地位；東方長子行為的內驅力在於“權力”，他們從小就被長輩賦予了“小父親”的角色期待，把管教好弟、妹當成份內之職，弟、妹聽從指令會讓他們深切體會到權力的有效性，父母滿意的笑臉又會進一步膨脹其權力欲。案例中的大A就是如此，從小到大在他認為的“原則問題”上都和父母一樣對小A很嚴厲，基本是站在父母一邊。此時小A就會顯得懦弱且沒有發言權。
(四) 治療策略
來訪者小A面臨的問題是抑鬱症，而經過抽絲剝繭的分析之後，不難發現小A不過是替罪羔羊(scapegoating)。欲幫助小A就不得不先解開這個家庭的感情聯結，理解家庭成員的深層心理和行為背後的文化意義，協助他們在本能的情緒反應之外確認自己最真實的需求與願望，並將之表達出來。受到家庭本位思想的影響，對未知的焦慮蔓延在整個家庭過程中：老A太太擔心失去小A會讓自己更加孤立，老A先生擔心自己的權威受挫，大A擔心家庭陷入持久的拉鋸戰，而小A擔心永遠失去自我。這樣的情緒系統自然而然催生了三角關係。
儘管三角關係有助於降低家庭的焦慮度，但是從長遠來看卻抑制了家庭成員的分化。因此治療過程的核心在於“去三角化”，從而降低焦慮，減輕癥狀；終極目標在於協調家庭成員相互之間的期待，提高個人分化水平，以更好地發揮家庭整體功能。具體策略包括三點。第一，期待轉換。協助老A夫婦轉變思路，從一味的命令與照料轉為尊重兒子的意願與選擇。當老A太太再度拉小A進入自己與老A先生的情緒系統時，鼓勵小A表明立場，對他們講出由父母自主解決問題的願望。第二，角色置換。從前都是父母扮演照顧者角色而小A無條件接受，現在可以嘗試顛倒雙方角色，先從最簡單的事件入手，如燒菜做飯、整理內務，進而管理財政、自理工資。讓老A夫婦切實感受到小A獨立處理這些事情的能力，從而放手讓他親力親為。這樣才符合普遍的家庭生命周期。第三，動機提升。主要是針對小A妻而言。她目前的表現是“無可奈何卻又安於現狀”，從側面反映出她並非“無能”而是公公婆婆沒有給她機會。治療師可嘗試挖掘她的潛能，鼓勵她和丈夫一起做出成績，讓公婆信服，這將為原生家庭與核心家庭關係正常化鋪設堅實的基礎。在去三角化的過程中，治療師還須特別留意保持中立態度，平衡理性思考與情緒反應，以免被捲入更複雜的情緒三角之中。
治療技術上，可採用鮑溫式代際治療的五大技巧。
第一，繪製家族圖譜和關係圖。通過繪製家族圖譜和關係圖來評估和跟蹤家庭關係。圖表詳見圖1、圖2。
第二，關係實驗。圍繞關鍵三角的結構變化，幫助家庭成員認識到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鼓勵追逐者(老A夫婦、大A)抑制自己的追趕，停止提出各種要求，降低情緒聯結的壓力。
第三，訓練。在這個過程中，治療師鼓勵家庭成員去傾聽、思考他們的情境、控制他們的情緒反應，表達自我定義的“我的立場”(I-statement)。
第四，第一人稱。鼓勵自我分化水平低的小A、老A太太站在自己的立場，說出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把關注點放在其他人的所思所做，讓他們充分體會到自己的價值。
第五，置換故事。用電影或錄像作為置換工具，講故事，教授家庭成員系統功能並降低他們的防禦性。
在治療老A夫妻關係時，可把重點置於多元家庭治療，分別以老A先生、老A太太為治療對象。治療時，輪流關注夫妻中的一個，縮小他們的互動。目的是讓夫妻中的一方可以通過觀察另一方的情緒過程進行學習，利用旁觀者的身份看問題。治療師鼓勵敘述的一方完整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對另一方的期待甚至不滿，這也是平時雙方之間少有開誠布公探討的問題，進而消除誤會，增進理解，轉變認識。
五、結束語
在中國，核心家庭的數目不斷增多，類似於案例中的聯合家庭有減少的趨勢，人們的觀念也更加開放。但是，傳統家庭倫理、城鄉觀念分野以及情感無意識仍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代表中國家庭的鮮明特色，是治療師在協助家庭解決問題時應當特別予以重視的本土因素。如果缺乏對這些議題的敏感性，家庭本位的思想[15](如家長制、長兄如父等)可能會對追求個人自由的年青一代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產生婚姻問題、精神健康問題，進而又會鉗制家庭整體功能的發揮。換言之，家庭規模雖變小，但家庭本位的觀念經久不衰。鮑溫家庭系統理論對中國的家庭治療很有借鑒意義，它並非聚焦於直接幫助來訪者解決主訴問題，而是強調問題背後的過程和成因，着力挖掘代際之間的家庭情感經歷。只有先完整地理解家庭歷史、情感經歷、認知過程，才能真正透過癥狀或主訴問題看到背後的誘因；也只有系統性地做出改變，才能從根本上調整互動關係，引發改變。由此可見，運用鮑溫家庭系統理論，分析重於手法，策略重於技術。當個人清晰地認知並修正思維與行為模式，家庭互動關係便會從根本上得到改善，個人的心理與情緒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因此，我們在運用的時候應該進一步加入本土化的維度，將需求評估和介入計劃置於中國文化情景和社會脈絡中，考量中國求助家庭的特殊性及其文化內涵。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對症下藥，行之有效。
鮑溫家庭系統理論給我們的另一個啟示還在於新添了時間維度，即中年境遇亦是青少年時代經驗累積與疊加的結果。為育有青少年子女的父母提供親職教育(parenting education)勢在必行，這將有助於為父母提供信息和技能支持，還有助於減輕父母的親職壓力，增進親子關係，改善家庭環境，預防可能出現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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